劉士才 榮卓依
2023年6月,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了“第二個結合”對于鞏固文化主體性的重要意義。
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指出,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植根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順應信息技術發展潮流,發展具有強大思想引領力、精神凝聚力、價值感召力、國際影響力的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扎實推進文化強國建設。
中華文化主體性與“第二個結合”深度交織、互為支撐。主體性以獨立自主的文化立場,為“第二個結合”筑牢精神根基,規避其陷入教條化。“第二個結合”以批判繼承傳統、理性吸收外來的科學方法,破解主體性危機。二者目標同向,共同孕育“新的文化生命體”,對于繁榮發展社會主義文化具有重大意義。
中華文化主體性是“第二個結合”的精神根基
對于一個民族、國家來說,最能夠凸顯自身鮮明特質且區別于他者的核心正是文化主體性。為何中華文明能跨越五千年而生生不息?答案就在其主體性的不斷深化與鞏固之中。中華文化主體性的核心是深植于民族精神肌理的獨立自主文化意識與價值立場。這份無需外求的內生力量,正是“第二個結合”得以成立的根本前提。歷史已經證明:脫離中國實際的抽象理論終究難以生根,而文化主體性恰是讓理論落地的“轉化器”。
同時,這份主體性也是抵御文化侵蝕的精神武器。近代以來,西化思潮曾以各種面貌沖擊中國社會,從“全盤西化”論調一度盛行,到部分領域對西方話語的盲目追隨,皆試圖消解中華文化的本土特質。而中華文化主體性所內含的文化自信與身份認同,讓中國在吸收外來文明成果時始終保持清醒,既不閉目塞聽,也不妄自菲薄。
正是這種扎根五千多年文明土壤的主體性意識,為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相遇搭建了精神橋梁。它讓兩種思想體系的對話不是簡單的嫁接,而是基于共同價值追求的深度融合:馬克思主義的真理力量激活了傳統文化的當代生命力,傳統文化的深厚底蘊則賦予馬克思主義中國形態以獨特氣質。這種建立在主體性之上的結合,既有理論創新的活力,更有文化傳承的定力,最終成就了“第二個結合”的歷史必然與實踐偉力。
“第二個結合”是鞏固中華文化主體性的科學路徑
近代中國的文化場域始終縈繞著主體性危機,“第二個結合”以辯證唯物主義的方法論劃破迷思,為危機破解錨定方向。
它對傳統文化的態度絕非非此即彼的選擇,而是如朱熹“去其糟粕,取其精華”的辯證智慧在當代的延續,批判剔除封建禮教中的桎梏性因子,悉心打撈民本思想、和合理念等精粹,讓沉睡的文化基因在現代社會重新煥發內生動力。
對待外來文明成果,它更拒絕封閉與盲從的兩極。不同于近代洋務派“中體西用”的機械拼接,也迥異于某些時期對西方理論的生搬硬套,“第二個結合”始終以自主立場為根基,理性吸收人類優秀文明成果。馬克思主義的真理內核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價值底蘊深度融合,正如嚴復翻譯《天演論》時“信、達、雅”的追求,在保持本土底色的前提下豐富文化內涵。
這種兼顧繼承與創新、本土與世界的實踐,構成了鞏固中華文化主體性的核心路徑。它既避免了文化復古主義的僵化,又抵御了文化殖民主義的侵蝕,讓中華文化在自我革新中始終保持精神獨立,在開放包容中不斷拓展文明格局。
二者共筑“新的文化生命體”的目標指向
中華文化主體性的鞏固與“第二個結合”的推進,始終指向造就兼具民族特色與時代特征的“新的文化生命體”這一共同歸宿。這份主體性就如同司馬遷著《史記》時“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文化自覺,讓馬克思主義與傳統文化的碰撞始終緊扣民族根脈,從傳統民本思想到現代價值理念的傳承延伸,從古典天下觀到當代文明觀的升維發展,無不印證主體性對文化發展方向的精準錨定。
“第二個結合”則為主體性注入蓬勃的時代活力,使千年文脈在當代土壤中完成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它以馬克思主義的真理力量激活傳統文化中沉睡的智慧,又借傳統文化的深厚底蘊賦予馬克思主義中國形態獨特氣質,讓兩種思想體系在辯證融合中打破古今隔閡,推動文化主體性在時代語境中不斷生長。
因此,“第二個結合”與文化主體性的內在契合,正是其能夠相互成就的關鍵。兩者均以中華文化為基,以文化意義上自我與他者互動為發展邏輯,并彰顯出我們黨的歷史自信與文化自信。其共同根基與目標使二者成為文化生命體的“根”與“魂”:主體性為“結合”供扎根土壤,“結合”為主體性賦生長養分,共生共榮筑牢民族現代文明根基,讓中華文化既守“本來”厚重,又顯“未來”鮮活。
將中華文化主體性從理論理念轉化為現實動能
“第二個結合”通過“大眾賦能、辯證取舍、方法重構”的實踐邏輯,將中華文化主體性從理論理念轉化為現實動能。
在“大眾賦能”層面,革命時期根據地通過掃盲教育、工農劇社等形式,讓文化從“象牙塔”走進田間地頭,成為動員群眾的“精神武器”;新時代則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引領,推動群眾從文化“被動承受者”轉變為“積極創造者”。
在“辯證取舍”維度,“第二個結合”既拒絕“全盤西化”的文化自卑,也摒棄“閉門造車”的文化自負,而是以“文明交流互鑒”構建自主話語體系,用“中國式現代化”證偽“現代化=西方化”迷思,更以“人類命運共同體”擺脫對西方話語的依賴。
在“方法重構”上,則以唯物辯證法打破“中體西用”二元對立,構建“傳承—轉化—創新”的文化發展良性循環,對傳統文化用歷史唯物主義挖掘當代價值,對外來文化以馬克思主義立場篩選適配養分,最終孕育“新的文化生命體”。
“第二個結合”筑牢中華文化主體性,關鍵在于將理論轉化為看得見、摸得著的實踐行動,其價值不僅體現在國內發展的硬支撐上,更延伸至全球文明對話的新突破中。有的科研團隊憑“自力更生”基因突破芯片、光刻機等“卡脖子”技術;一些地方的鄉村振興通過非遺活化、傳統村落保護,讓農民在物質富裕中重拾“鄉愁”自信,切實回應“精神貧乏不是社會主義”。中華文化主體性也是支撐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的核心動能。
(作者單位:華中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發表時間:2025-11-07 來源:湖北日報
劉士才 榮卓依
2023年6月,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了“第二個結合”對于鞏固文化主體性的重要意義。
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指出,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植根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順應信息技術發展潮流,發展具有強大思想引領力、精神凝聚力、價值感召力、國際影響力的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扎實推進文化強國建設。
中華文化主體性與“第二個結合”深度交織、互為支撐。主體性以獨立自主的文化立場,為“第二個結合”筑牢精神根基,規避其陷入教條化。“第二個結合”以批判繼承傳統、理性吸收外來的科學方法,破解主體性危機。二者目標同向,共同孕育“新的文化生命體”,對于繁榮發展社會主義文化具有重大意義。
中華文化主體性是“第二個結合”的精神根基
對于一個民族、國家來說,最能夠凸顯自身鮮明特質且區別于他者的核心正是文化主體性。為何中華文明能跨越五千年而生生不息?答案就在其主體性的不斷深化與鞏固之中。中華文化主體性的核心是深植于民族精神肌理的獨立自主文化意識與價值立場。這份無需外求的內生力量,正是“第二個結合”得以成立的根本前提。歷史已經證明:脫離中國實際的抽象理論終究難以生根,而文化主體性恰是讓理論落地的“轉化器”。
同時,這份主體性也是抵御文化侵蝕的精神武器。近代以來,西化思潮曾以各種面貌沖擊中國社會,從“全盤西化”論調一度盛行,到部分領域對西方話語的盲目追隨,皆試圖消解中華文化的本土特質。而中華文化主體性所內含的文化自信與身份認同,讓中國在吸收外來文明成果時始終保持清醒,既不閉目塞聽,也不妄自菲薄。
正是這種扎根五千多年文明土壤的主體性意識,為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相遇搭建了精神橋梁。它讓兩種思想體系的對話不是簡單的嫁接,而是基于共同價值追求的深度融合:馬克思主義的真理力量激活了傳統文化的當代生命力,傳統文化的深厚底蘊則賦予馬克思主義中國形態以獨特氣質。這種建立在主體性之上的結合,既有理論創新的活力,更有文化傳承的定力,最終成就了“第二個結合”的歷史必然與實踐偉力。
“第二個結合”是鞏固中華文化主體性的科學路徑
近代中國的文化場域始終縈繞著主體性危機,“第二個結合”以辯證唯物主義的方法論劃破迷思,為危機破解錨定方向。
它對傳統文化的態度絕非非此即彼的選擇,而是如朱熹“去其糟粕,取其精華”的辯證智慧在當代的延續,批判剔除封建禮教中的桎梏性因子,悉心打撈民本思想、和合理念等精粹,讓沉睡的文化基因在現代社會重新煥發內生動力。
對待外來文明成果,它更拒絕封閉與盲從的兩極。不同于近代洋務派“中體西用”的機械拼接,也迥異于某些時期對西方理論的生搬硬套,“第二個結合”始終以自主立場為根基,理性吸收人類優秀文明成果。馬克思主義的真理內核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價值底蘊深度融合,正如嚴復翻譯《天演論》時“信、達、雅”的追求,在保持本土底色的前提下豐富文化內涵。
這種兼顧繼承與創新、本土與世界的實踐,構成了鞏固中華文化主體性的核心路徑。它既避免了文化復古主義的僵化,又抵御了文化殖民主義的侵蝕,讓中華文化在自我革新中始終保持精神獨立,在開放包容中不斷拓展文明格局。
二者共筑“新的文化生命體”的目標指向
中華文化主體性的鞏固與“第二個結合”的推進,始終指向造就兼具民族特色與時代特征的“新的文化生命體”這一共同歸宿。這份主體性就如同司馬遷著《史記》時“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文化自覺,讓馬克思主義與傳統文化的碰撞始終緊扣民族根脈,從傳統民本思想到現代價值理念的傳承延伸,從古典天下觀到當代文明觀的升維發展,無不印證主體性對文化發展方向的精準錨定。
“第二個結合”則為主體性注入蓬勃的時代活力,使千年文脈在當代土壤中完成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它以馬克思主義的真理力量激活傳統文化中沉睡的智慧,又借傳統文化的深厚底蘊賦予馬克思主義中國形態獨特氣質,讓兩種思想體系在辯證融合中打破古今隔閡,推動文化主體性在時代語境中不斷生長。
因此,“第二個結合”與文化主體性的內在契合,正是其能夠相互成就的關鍵。兩者均以中華文化為基,以文化意義上自我與他者互動為發展邏輯,并彰顯出我們黨的歷史自信與文化自信。其共同根基與目標使二者成為文化生命體的“根”與“魂”:主體性為“結合”供扎根土壤,“結合”為主體性賦生長養分,共生共榮筑牢民族現代文明根基,讓中華文化既守“本來”厚重,又顯“未來”鮮活。
將中華文化主體性從理論理念轉化為現實動能
“第二個結合”通過“大眾賦能、辯證取舍、方法重構”的實踐邏輯,將中華文化主體性從理論理念轉化為現實動能。
在“大眾賦能”層面,革命時期根據地通過掃盲教育、工農劇社等形式,讓文化從“象牙塔”走進田間地頭,成為動員群眾的“精神武器”;新時代則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引領,推動群眾從文化“被動承受者”轉變為“積極創造者”。
在“辯證取舍”維度,“第二個結合”既拒絕“全盤西化”的文化自卑,也摒棄“閉門造車”的文化自負,而是以“文明交流互鑒”構建自主話語體系,用“中國式現代化”證偽“現代化=西方化”迷思,更以“人類命運共同體”擺脫對西方話語的依賴。
在“方法重構”上,則以唯物辯證法打破“中體西用”二元對立,構建“傳承—轉化—創新”的文化發展良性循環,對傳統文化用歷史唯物主義挖掘當代價值,對外來文化以馬克思主義立場篩選適配養分,最終孕育“新的文化生命體”。
“第二個結合”筑牢中華文化主體性,關鍵在于將理論轉化為看得見、摸得著的實踐行動,其價值不僅體現在國內發展的硬支撐上,更延伸至全球文明對話的新突破中。有的科研團隊憑“自力更生”基因突破芯片、光刻機等“卡脖子”技術;一些地方的鄉村振興通過非遺活化、傳統村落保護,讓農民在物質富裕中重拾“鄉愁”自信,切實回應“精神貧乏不是社會主義”。中華文化主體性也是支撐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的核心動能。
(作者單位:華中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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