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提要

通過培育現代化都市圈，可以減輕和預防“一城獨大”帶來的“大城市病”，而啟動合理時空范圍內的區域協同，探索“同城化發展之路”，推動城鄉融合也成為當下大部分地區工作的重心所在。

“網絡化”指的是通過高效的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實現各組團乃至群圈中各城市之間的緊密聯系，使組團化的城市或城市化地區保持人流、物流、信息流等要素的自由流動和共享，形成一個“同城化”的有機整體，實現環境舒適和高效率的雙贏。

“組團式”強調在城市功能圈層式擴散的過程中不“攤大餅”，而是采用相對獨立又相互關聯的功能組團的方式向外延展，引導城市向多中心發展。

□ 尹稚

近期召開的中央城市工作會議，在“著力優化現代化城市體系”的重點任務中，提出“發展組團式、網絡化的現代化城市群和都市圈”。這既是對中國城鎮化進程中未來一段時間重點任務的部署，也是對堅持已久的城市體系優化格局、形態的明確期待。

現代化城市群和都市圈是城市發展

從一城獨大走向區域協同發展的必然進程

回顧世界城市化進程，我們看到現代化的城市體系從成長、發展到走向成熟的過程中，在不同的發展階段會呈現出各自規律性的特征。

成長期是“強城時期”，表現為中心城市（城區）的快速發展，各類要素向中心城市高強度集聚。全球首個因工業革命而啟動現代城市化進程的倫敦，其中心城區“攤大餅”的成長期長達40年，而后發優勢中的比較典型的東京主城、上海主城也有10余年和近10年的主城成長“黃金期”。

發展期是“建圈時期”，中心城市發展帶來的高效率、高福利仍在吸引著各種要素涌入此類地區，但中心城區過度集聚帶來了集聚成本的上升，出現了功能溢出效應，對物業和勞動力成本上升敏感的功能向近郊新城擴散，中心城區的集聚速度開始趨緩，半徑40—70公里的第二、第三圈層上的新城（中小城市為主）開始增長，現代化都市圈逐漸形成，以中心城市為核心的2萬—3萬平方公里范圍內形成了相對均衡的區域協同發展。

成熟期是“強圈建群”的時期，一方面都市圈內部的網絡化進程進一步強化完善，高水平公共服務同城化所引領的生活質量同城化效應日趨顯著，通勤舒適圈的放大也使得“城鄉雙棲”成為現實，高端經濟職能又呈現出向中心城區集聚的高潮，而產業鏈、產業集群中大量的專業化職能將更加遵循垂直分工規律向中小城市擴散，與高舒適度相關的城市職能也會滲透到已擁有現代化基礎設施和高質量公共服務體系支撐的現代化鄉村地區；另一方面伴隨著更大尺度統一市場的形成和廣義互聯互通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體系的延展，8萬—10萬平方公里的城市群級別的區域協同成為工作重點，城市體系全面進入成熟期的“建群時代”，這時各種物質環境建設都已進入穩定期，完善治理體系，向治理現代化要效益將是工作的重心所在。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抓住了全球化產業分工深化帶來的機遇，經歷了世界上規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鎮化進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城市成長為我國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各方面活動的中心，重要中心城市在全球城市評級中的排名迅速提升。同時以生態安全、糧食安全為代表的安全與發展的平衡關系日趨緊張，立足國情尋求解決出路十分迫切。當前，還有不少設想中的城市群中的中心城市還“發育不良”，尚處于“強省會”建設階段，輻射帶動作用較弱；大部分城市群中以中心城市為核心的多生產要素有效聯系鏈接能力不超過100—150公里的半徑，覆蓋面積約2萬—3萬平方公里，與設想中的8萬—10萬平方公里的城市群仍有較大差別。

立足現實國情，通過培育現代化都市圈，可以減輕和預防“一城獨大”帶來的“大城市病”，而啟動合理時空范圍內的區域協同，探索“同城化發展之路”，推動城鄉融合也成為當下大部分地區工作的重心所在。2019年國家發展改革委印發《關于培育發展現代化都市圈的指導意見》，至此“強城、建圈、謀群”的城市體系發展路徑已形成，結合國情、省情、市情的差異化，分區、分類、分階段的指導原則也逐步明朗，重點在于破解縣城城鎮化這個短板。

在從以農業社會為主體的“鄉土中國”，向以工業社會為主體的“城市中國”，乃至進一步向以生態文明社會為主體的、共同富裕的“城鄉中國”的發展進程中，縣一級始終承擔聯系城鄉、穩定基層社會的重要作用，特別是群圈范圍以外的縣城縣域，都是在中國城市化快速發展期和城市體系高速成長期中被忽略較多的部分，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體系的短板亟待補齊，這事關基層社會的長治久安，也事關就地城鎮化的質量和共同富裕的現代化目標的實現。

組團式和網絡化是生態文明時代現代化城市體系的表象特征

反映了智慧化技術進步對城市理念的更新

“組團式”強調在城市功能圈層式擴散的過程中不“攤大餅”，而是采用相對獨立又相互關聯的功能組團的方式向外延展，引導城市向多中心發展；“網絡化”指的是通過高效的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實現各組團乃至群圈中各城市之間的緊密聯系，使組團化的城市或城市化地區保持人流、物流、信息流等要素的自由流動和共享，形成一個“同城化”的有機整體，實現環境舒適和高效率的雙贏。

生態城市的理念是伴隨著可持續發展觀的建立而提出的，其中幾個與形態相關的關鍵概念是“建設短出行的城市”“建設功能組合更為復合型的新城（城市組團）”，并通過大運量、便捷化的公共交通來實現跨組團、跨城市的舒適通勤。我們常講的15分鐘生活圈、半小時通勤家園圈、一小時通勤工作圈、50公里日常生活供應圈、100公里產業鏈接供應圈等諸多探索都由此而來。其明確指向就是建立日常化的節能減排機制，實現降碳減碳的生活生產方式。

這一切的前提，首先是強大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體系的投資能力。這是純商業化的短期信貸工具無法支撐的，也是缺少中長期規劃體制的社會組織形態難以實現的。中國始終堅守的五年規劃和中長期發展規劃的戰略引領傳統，以及開始提供中長期乃至超長期的信貸工具，正在解決這類帶有明顯公共品性質的設施建設投資的資金來源問題。

而更大尺度、更高水平的組團化和網絡化發展，則得益于智慧和信息技術進步帶來的互聯互通能力的倍增，從“一城獨大”走向區域協同的過程是個“減熵”（減少混亂）的過程。“減熵”的途徑或者說能級可以和更大的系統進行信息交換、能量交換和物質交換。信息化技術率先實現的是信息交換的“零時差化”。目前我國的投入已創造出全球領先的信息交換內循環環境，已具備全國統一大市場建立的條件。清潔能源技術體系的全球領先，特別是遠程輸電、輸水、輸熱技術的發展也在迅速改變能量交換的格局，正在建構能量交換的群圈格局。智慧電網、水網、熱網的發展和能量跨網轉換的智慧網聯技術也日趨成熟，節能降耗已取得很大成就。互聯網+物聯網催生的高效廣覆蓋的物流體系已基本形成。這一切意味著綠色化、低碳化的生活生產方式正在變成現實，解決超大特大城市世界性“熵增”難題的前景也逐步明朗。

廣義互聯互通網絡將繼續強化“時間壓縮”（距離壓縮）效應，釋放更多空間價值，使更多“遙遠之地”變得“近在眼前”，使更多“荒蕪之地”變得“價值連城”。各種人類發展所需的功能空間的集約化建設（組團）和智慧高效的互聯互通（網絡化）也許就是最大限度利用國土潛力，實現人地關系緊張、人均資源占有緊張、人均能源基數緊張的大國走向可持續發展的必由之路。

（作者為清華大學中國新型城鎮化研究院執行副院長、城市治理與可持續發展研究院［首都高端智庫］院長）